终于有外国人讲真话了！贸易逆差根源于美国自身！

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兼亚洲区主席Stephen Roach近期撰文表示，尽管美国近期上修了个人储蓄率，但是驱动经常账户的国家整体储蓄率依旧严重不足。一些主要的贸易盈余国家，如德国、中国、日本，一直都很乐于这样的现状。

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，跨境贸易和金融-资本的纽带已经变得异常重要。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，是一国投资和储备头寸达差额，这一点对于理解金融-资本纽带非常重要。经常账户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发展的不平衡，这通常就是危机的先兆。

贸易局势的紧张也是因经常账户的不平衡造成的，如美国和中国、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摩擦就是例子。

经常帐长期赤字的经济体通常是受到了国内储蓄率不足的影响。由于缺乏储蓄，但又想扩大投资、消费、经济增长，一国就必须从别国那里借来“盈余”储蓄，这就是使得该国出现经常帐赤字和贸易逆差。反过来，一个经常帐长期盈余的国家，往往也深受消费不足、储蓄过剩和贸易顺差的困扰。

长期以来，人们一直在争论，到底是哪些国家该为当前的贸易不平衡来负责，是赤字国家（从他国免费获取储蓄为本国经济融资，以促进经济增长），还是盈余国家（通过产品出口来实现经济增长）？这种赤字国家和盈余国家相互指责的游戏，长期以来，一直都是国际经济政策和贸易紧张争端的核心，直到今天也是如此。

美国是全球经常帐最不平衡的国家，自1982年以来，除了1991年之外，其余的年份里，美国都是经常帐赤字。在1991年那年，当时美国对海湾的战争活动，使得美国出现小幅的经常帐盈余（占GDP 0.05%）。

2000年-2017年间，美国累计的经常帐赤字达9.1万亿美元，而同样在2000年-2017年间，德国、中国和日本三个贸易顺差大国加起来的累计经常帐盈余才8.9万亿美元，也就是说，美国的贸易赤字规模堪比德中日三国的贸易盈余规模。

许多人认为，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是在给其他国家做好事，因为其他国家往往都面临着内需不足的问题。还有另一部分人认为（包括Stephen Roach），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是源于美国人的“超前消费”观念——先消费再储蓄，这种长期过度消费的偏好，才使得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盈余，而这种情况对美国来说是一种不稳定风险因素，应该对此持批评态度。

美国税法一直以来都是在鼓励低储蓄和信贷消费，而且也没有出台什么措施来鼓励人们储蓄。

近年来，大量金融资产泡沫的财富效应也是如此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在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，美国资产依赖型经济和同等有害的杠杆周期（泡沫化抵押品）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无法停止。当资产在不断泡沫化膨胀时，谁还会把钱存起来呢？人们更加偏向资产型储蓄，而不是收入型储蓄，这是美国经常帐赤字 的核心原因。

其他国家则刚好赶上了美国过度消费的快车，乘此之便，大量向美国出口。而美国的过度消费并不是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，而是潜藏着巨大的风险。随着全球贸易的扩大，其他国家都美国的贸易顺差也扩大，美国就逐渐成为了最大贸易赤字国。

尤其是对于中国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，出口快速增长，从1980年到2006年，中国出口额占GDP比重从6%升至36%，同期，中国的经常帐盈余占GDP比重从0.1%升至9.9%。德国和日本也是如此，从1980年至2007年，德国出口额占GDP比重从19%升至43%；日本出口额占GDP比重从13%升至17.5%。

在很多方面，贸易盈余国和贸易赤字国之间越发相互依赖。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，盈余国和赤字国之间的摩擦就加剧了，直到现在贸易战风险爆发。中美两国的贸易战也可能演变为全球性的贸易战。

特朗普一直试图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，并将矛头指向他国，然而，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国内长期储蓄率过低。

尽管最近的数据显示，美国的个人储蓄率进行了上修，但是美国国民的整体储蓄率依然严重不足。在2009年-2017年间，美国国民整体储蓄率仅1.9%，而在二十世纪的后三十年里，整体储蓄率为6.3%。

联邦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预算赤字也将使得储蓄率进一步恶化。

另外，中国经常帐盈余在近年其实已经在下降了，2009年中国经常帐盈余占GDP比重为9.9%，到今年一季度时，这一比重已降至1%。并且，中国正在推进向依靠内需拉动的消费型经济体转型，未来中国也很有可能由贸易盈余也将转为贸易赤字（今年一季度已经有少量赤字），且从一个盈余储蓄国变成一个储蓄吸收国。

也许会有其他国家代替中国，继续向美国输入过剩储蓄，但是，随着特朗普越来越孤立化，这种可能性在减少。

历史表明，经常帐的不平衡影响重大，在未来的几年里，仍处于不平衡状态的全球经济可能被迫重新学习这一惨痛的教训。